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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終封神,友商皆自危,聯想因何易招“黑”?

2019-07-29 19:37 作者:葛鑫 來源:硅谷網綜合 HV: 編輯:GuiGu 【搜索試試

華為很偉大,但事情正在起變化。對中國其他科技公司顯得不夠公平。在大阪舉辦的史上最寒酸G20峰會上,變臉比翻書快的特朗普,宣布同意美國高科技企業向華為出售產品。半年跌宕,似乎是特朗普搞的這場行為藝術,免費給華為打了大半年的全球流量的廣告,并助華為走上封神之路。

希望華為是真的有驚無險。

華為封神后,中華大地之上,逐漸出現了一種奇特現象:其他友商司司自危,生怕因服務華為不到位,甚至贊美華為不到位,而遭萬夫所指。

比如,自媒體朝著聯想喊:你不搞“技工貿”活該被罵;又如,網友對著百度噴:你也配贊美華為?

最近一個“中招”的,是中國聯通。

感覺事情正在起變化。

在粉紅色愛國大潮之下,即使聯想、百度、聯通們再委屈、再憤怒,也沒把造謠者怎樣。雷軍說,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而站在這個無本萬利的造謠風口上,昨天還在搞虛無主義的自媒體,今天就成了愛國青年小粉紅。

而在一系列中招的友商名單里,聯想是最倒霉的一個,每一輪都被忘不了、落不下。這不,即使是八桿子打不著的聯通被不愛國,自媒體也要在題目里捎帶著聯想陪綁。

7月15日,網傳很久的“華為電視”也有了實錘——榮耀召開媒體溝通會,廣而告之自己的“智慧屏”新品,要在8月份上市,據說不是電視而勝似電視。于是,考驗友商——小米、海信、海爾、TCL、聯想、百度、天貓精靈——的勇氣和情商的時刻到來了——公關如何迎戰?懟還是不懟?

再聯想到榮耀手機和華為手機,蠶食的是小米、OV的國內市場,那至少后面的公關層面競爭,是不是會對友商不太公平?

我打賭,至少擁有智能手機和智能電視產品線的聯想,肯定是不敢正面剛的。

其實,與華為同樣在2018年迎來自己歷史上最大危機的聯想,在2019年也早于華為,走出了危險區。然而,冰火兩重天,仍然會有人把聯想與華為——這兩家在80年代建立的中國最早的科技公司,當作相反的案例來比較,裹獎華為的同時貶低聯想,似乎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

華為很偉大,卻是獨一無二的特例;聯想代表的,才是中國大多數科技公司。

時針走進2019下半年,即將迎來70年國慶,是時候拉長鏡頭,理性分析一下這兩家中國成立最早的,也是現如今海外員工最多、知名度最高的兩家科技公司的真實面目了。

01

命運的巧合

1977年3月26日,中央電視臺首次進行全國直播,直播內容是李德倫在首都體育館,指揮中央樂團演奏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

所有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

據說,柳傳志與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同事,在現場聽了演出;家庭條件也很好的陳丹青召集朋友,在自己家的黑白小電視前心潮澎湃看了直播,他后來在美國說自己再也沒有聽過那么精彩的貝多芬演奏;而與柳傳志同歲的解放軍年輕發明家任正非,剛剛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空氣壓力天平的測試,半年之后,他因為這個填補國內空白的發明,來到北京被“英明領袖”華國鋒和剛復出主持工作的鄧小平接見。

(第一個命運轉折點處的柳傳志與任正非)

那個春天,是包括他們在內的無數中國人的命運轉折點。

7年后的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隨后中國正式開始實施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誕生了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公司,聯想、四通、海爾、萬科都在這一年應運而生。

相比之下,任正非的運氣則不算太好。實際上,在這一年,柳傳志與任正非的命運發生了分野——聯想誕生了,任正非卻“失業”了。他服役的00229部隊是解放軍基建工程兵部隊,成為了大裁軍中率先被裁撤的兵種。這是柳、任二人的第二次命運轉折,這一次,冰火殊途。

后來,任正非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到:

“轉入地方后,不適應商品經濟,也無駕馭它的能力,一開始我在一個電子公司當經理也栽過跟斗,被人騙過。后來也是無處可以就業,才被迫創建華為的。”

在華為還在各種商業模式里摸索的時候,聯想集團1988年就開始國際化,1994年就在香港上市。實際上,直至新世紀到來之前,聯想一直是讓華為追趕的存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高科技行業一片哀嚎,此時,任正非寫出了《華為的冬天》。剛成為新聯想集團統帥的楊元慶,是該文的積極推薦者,并于2001年訪問了華為。

在華為總部,楊元慶對任正非說,聯想也想加大研發投入。他沒想到,任正非卻對他說:

“研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做好投入幾十個億,幾年不冒泡的準備。”

任正非還曾經給楊元慶的聯想戰友郭為建議:

“你的長項是做市場,你把銷售做好,我的產品研發出來給你賣。研發你要做就做大,你要是小打小鬧還不如不做,因為做這個東西是很費錢的一件事。”

似乎,他們都聽從了任正非的建議,并把各自的事業都繼續向上引領了10年光景。

然而,正是在這十年里,華為走向了國際,并且從一家以電信交換機為主業的企業,成為了中國年輕人廣為熟知的消費品企業,如今,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華為實際上成為了中國民營企業里的“科技脊梁”、“芯片行業希望”。

這個階段的聯想,卻逐漸由被質疑業務轉型能力,到2018年的春天里被質疑5G時代的商業動機,聲名狼藉,無競一時;而在這一年的冬天,美國開始對華為動手,華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2018年,早已經脫離一線的74歲的柳傳志,站出來呼吁“保衛聯想”;而一直牢牢把握華為航向的74歲的任正非,也罕見出場進行國際公關,聲震世界。

命運捉弄,兩位同齡的古稀老者,在同一年又不得已披上戰甲站到前臺,為保護自己創立的企業而戰。

無論對兩家公司的評價有多少差異,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是:先后走出去的聯想與華為,兩者是全球知名度最高和海外員工最多的兩家企業。

全球著名廣告巨頭WPP,也將聯想和華為列為中國出海企業中最強大的兩個品牌,事實也的確如此。2019年位列《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第212位的聯想,在世界范圍內有5.6萬名員工,而華為的規模甚至還要超過聯想。

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訪問德國時,于德國《世界報》上撰文寫道:“德國是中國在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也是德國在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大眾汽車、西門子電器等德國制造在中國家喻戶曉,華為、聯想等公司也正在為德國當地民眾提供便捷舒適的中國服務。中德兩國完全可以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2019年,聯想的運氣率先于華為好轉。

5月末,聯想集團發布2018/2019年財報。財報顯示,第四季度凈利潤提升261%,達到7.97億人民幣。全年的數據也亮眼——年營業額首次突破3400億;稅前利潤同比增長4.59倍,凈利潤扭虧為盈,比上一財年提升52.7億。

特別是個人電腦市場份額重回全球第一,與移動業務實現盈虧平衡,這是標志聯想再一次走出谷底的兩個關鍵數據。

作為一家35年歷程的企業,聯想不止一次陷入危機。2008年開始的那次危機,讓早已經退居二線的柳傳志,不得不再次出山掌舵聯想。

實際上,聯想在發展歷程中,遭遇的危機要遠遠多于華為,這里面不但有業務危機,也有政治危機——在香港回歸后的1997年,中央調查組還走進聯想,要“徹底搞清聯想的股權問題”。

毋庸諱言,和華為相比,聯想的科技含金量處于下風。兩廂對比,似乎是在“技工貿”與“貿工技”的PK里,前者勝出。

然而,除華為之外,持如此觀點的人卻難以再舉出其他可以用“技工貿”Diss聯想的優秀案例。

阿里巴巴顯然是一家長期以“貿”為核心的科技公司,以達摩院的成立為標志,其近年來猛補“技”的課程,目前科技研發投入的數額,排在中國上市公司中的第一名;常年搞“貿工技”的聯想,也在猛補科技研發的課,2018/2019財年,觸底反彈的聯想,凈利潤扭虧為盈只有40億人民幣,研發費用卻投入了87億人民幣。

其實,35歲的聯想不止代表自己,而是代表著一大串中國科技企業甚至世界范圍內的科技公司。

關于5G技術標準投票的是非,聯想先后做過兩次正式回應,特別是是第二次回應,非常詳細。我的視野所及,在第二次回應之后,并沒有科技行業內的反駁者提出有力的反駁證據。此外,柳傳志也轉達過他與任正非就此事通電話的內容。

這并非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想探討的是:

如果聯想走所謂“技工貿”的道路,是否走得通?

聯想為何容易招黑?

今天的聯想是怎樣的一家公司?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聯想與華為兩家公司的危機似乎都暫告一段落,其實也就到了冷靜思考聯想問題的時刻。

02

平行空間的可能性

聯想的最近一次輿論危機,是被知乎上的某KOL造謠向華為斷供服務器,后來這位學生身份的年輕KOL正式道歉。這輪風波過后,人們忽然意識到:原來,聯想也有制造服務器的能力。

其實,聯想不光制造服務器,聯想還制造超級計算機。在全球Top 500超級計算機(計算能力普遍達到每秒一千萬億次)之中,聯想制造了173臺,遠超第二名浪潮和曙光。

小米上市一周年,喜遷新居,雷軍也非常開心,認為小米從創業到買樓結束北漂的時間,要遠短于阿里和騰訊。迅速成為世界級手機廠商的小米,是“技工貿”還是“貿工技”?其實,很少有人知道,小米的投影儀是聯想給做的。

關于聯想的技術實力,我們放在后面討論。

坦率地講,聯想之所以會被貼上“貿工技”的標簽,是因為產品賣到全球,自己卻不能制造電腦芯片、手機芯片和操作系統。換句話說,在蘋果、谷歌和華為的表率作用之下,大眾認為:電腦芯片、手機芯片和操作系統,就代表了“技”。

由此,我們可以在平行空間里認真考察一下,聯想和其他中國科技公司,如果從80年代末開始就搞芯片和操作系統的話,結局會如何?

301法案與日本造芯夢碎

擺放在任正非書桌上的,由法國人皮耶魯齊寫的《美國陷阱》一書,在被媒體曝光走紅后不久,7月10日,特朗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法國發起“301”調查,這是建交以來,美國第一次對傳統盟友法國發起“301調查”,讓歐洲嘩然。

這讓攤主想起了30年前的另一樁舊事,它扼殺了日本快速崛起的芯片研發勢頭。

為何科技研發強大的日本,沒有造出自己的操作系統和CPU?

答案是源于美國的《301超級法案》——1989年,當聯想的二號人物——倪光南在香港的狹小辦公室里奮力研發聯想自己的“286”電腦主板的時候,日本的科技行業迎來了歷史轉折點,日本計算機科研被美國阻撓,迅速從計算機科學的制高點跌落。

1984年,東京大學的助教坂村健,在東京的一場微電腦應用國際會議上,第一次對世人宣讀了“TRON”系統。當時有來自全球的150多位專家,共同見證了日本“TRON”系統的未來可能性。這個類似于后來Linux的開源操作系統,引起了科技界的歡呼,并迅速成為包括IBM在內的世界眾多電子設備用來研發的操作系統。

遺憾的是,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以(存儲)芯片和TRON為代表的計算機行業巨大貿易順差,讓美國大為驚慌。終于,在1985年被迫簽訂廣場協議的4年之后,將衛星、芯片、TRON等高科技產品,統統列入臭名昭著的貿易保護法案——《301超級法案》。

其實,那時候的計算機操作系統還遠未被微軟一統江湖,而是多家爭鳴。作為開源系統,TRON有著天然的優勢,特別是可以運行在各種微型芯片之中,這讓全世界的電子產品制作商趨之若鶩。NEC基于TRON研發的個人電腦于1987年誕生,連IBM都加入了TRON聯盟。

后來,即使是被迫成為不了計算機系統,但TRON仍廣泛應用于數碼相機、汽車等各種終端設備之中,坂村健也因此被稱為“物聯網之父”。

系統禁令加之對日本芯片征收高額關稅,從1985年開始,計算機科技的天平,從美日旗鼓相當開始徹底向美國偏移,而在此之前,與電腦有關的系統和硬件,大部分優勢都在日本這邊。

(從1985年到2012年,日本的芯片市場份額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日本在計算機領域的光輝,從此之后黯淡了下去,1989年之前二十年所積累的科技研發成果,部分被美國買走,部分被轉移到了韓國。待到移動互聯網時代,日本則徹底失去了話語權,孫正義也只能靠撒錢來參與巨頭的游戲。

看日本要造芯片和操作系統了,美國就扶植韓國;看韓國的科技研發也起來了,美國就扶植臺灣。分而治之,各個擊破,只不過特朗普政府做的毫不掩飾而已。

不禁要問:日本科技企業做不到的“技工貿”,為何要求艱難求生的聯想和其他公司一定要做到?

北大方正的糾結轉型與尷尬結局

若比起知名度,倪光南院士顯然要比兩院院士、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王選院士要差一截。北大方正早期的科技含量,也高于聯想。

(王選院士和方正集團,曾讓中國人跑步進入電子信息時代)

王選院士是為國家、為民族立下赫赫功勛的科技英雄。不過,王選院士不會想到,在他身后,他親手創辦的北大方正集團會逐漸脫離科技軌道;他更不會想到,方正集團逐漸成為了私人囊中物,并且制造了讓資本市場嘩然的管理層窩案——從鄭州航院系的李友等江湖梟雄,到原北京大學校辦產業委員會負責人、方正集團董事長魏新,被悉數逮捕。

方正集團淪落到如此下場,有很多內外的原因。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方正誕生以來,一直有兩個核心——技術核心王選院士與經營核心張玉峰,集團內部“技工貿”派和“貿工技”派斗的不可開交。

最終王張二人兩敗俱傷,漁翁得利。1999年11月,方正集團宣布調整人事,原董事長張玉峰和方正研究院院長王選均從集團董事會離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出任集團董事長。“碩鼠”魏新也是此時加入的方正,于是,就有了2015年讓資本市場瞠目結舌的方正案發一幕。

2017年9月,國家審計署對北京大學出具的審計意見提出:方正集團改制涉嫌審計報告造假和資產低評等問題,要求北京大學應認真自查校辦企業改制和股權轉讓中存在的違反程序、低評凈資產、‘自買自賣’等重大違法違規問題,及時挽回學校損失,切實維護國有利益。

科技神話不在,結局一地雞毛。

反觀聯想,在1994年香港上市之前,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當然,當年的聯想集權讓倪光南院士憤憤不平至今,但至少,聯想這家公司保住了,沒有陷入方正集團那樣的“鶴蚌相爭,漁翁得利“的陷阱,后來還收購了X86與IBM部分業務,科技大旗至今不倒。

不禁要問:背靠北大的方正集團沒有做到的“技工貿”,為何要求如履薄冰的聯想和其他公司一定要做到?

 被寄予最高希望的中國芯

——中芯國際的多舛命運

在正式發布3年之后,2006年,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發明的“漢芯”造假,東窗事發。這給新世紀之初中國大陸的造芯大潮,潑了一大盆涼水。

其實,在學院派之外,中國大陸在新世紀初前十年的造芯潮,可謂浩浩湯湯。特別是在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親自主持的808、809國家科技工程的背景下,擁有幾十年人才積累的上海灘,更是風云際會,氣勢非凡。然而,十年之后看,不管是上海貝嶺、上海華虹,都失敗了。

其實,在華為“麒麟”出世之前,中國人“造芯”的最高潮發生在中芯國際身上。而最引人唏噓的,也是規模最大、資源最多、人才最齊備的中芯國際的命運多舛。

(中芯國際創始人張汝京)

背負父子兩代人家國情節,德州儀器工程師出身的張汝京,在2000年北上大陸,創辦中芯國際。有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上海芯片產業的奠基人江上舟的鼎力相助,還有上海國資、風險投資和外資的加持,甚至有中國大唐的入資,此外還有像謝志峰這樣的曾獲“英特爾最高成就獎”的海歸的做左膀右臂,中芯國際的造芯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俱齊,被廟堂和江湖寄予了歷史性期盼。

然而,在臺積電的知識產權大棒不斷之下,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巴統”、“瓦森納協定”技術封鎖之中,集建國后最雄厚“造芯”資源于一身的中芯國際,同樣舉步維艱,后來導致股東內部分裂。

在中芯國際創始人張汝京被迫離開中芯國際的兩年之后,2011年,改革開放后第一批海歸、中國人“造芯夢”的中流砥柱——中芯國際前董事長江上舟突然離世,讓這次“造芯”高潮迅速降溫。

謝志峰在南京世界半導體大會上演講,自豪地稱中芯國際是“中國第一大芯片制造公司”

《上海灘造芯往事》一文寫到:

“在中國大陸最頂尖的晶圓代工廠——中芯國際四面楚歌之時,江上舟于2009年走馬上任,兩年的時間,江上舟為這個處于風雨飄搖的企業擺平了諸多棘手的麻煩,卻在2011年猝然辭世。現在離2020年還有半年,江上舟壯志難酬,上海造芯之夢難圓。“

連胡啟立親自擔任董事長的華虹都沒有成功;連天時、地利、人和齊備的中芯國際都做不到的“技工貿”,為何要求資源差距巨大的聯想和其他公司一定要做到?

03

聯想為啥招“黑”?

其實,在新世紀之前,聯想一直是“民族科技企業”的標桿。

凌志軍在《聯想風云》一書中寫到:

“(1991年)位于中關村的北京高新技術開發區成立三周年, 所以政府的官員們無論具有怎樣的政治傾向,全都紛紛到這里來露一下臉。有國家科委主任宋健, 他號召大家‘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準備付出我們的全部力量、智慧,或者說再加上我們的眼淚’。有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 他認為聯想不必討論能不能長久存在的問題,而是‘要成為世界上有數的高新技術企業之一’。有開發區主任胡昭廣,他說: ‘聯想還不夠大,在我們這里排第二,要爭老大,他們有信心。’甚至就連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也來了,他在看到了聯想微機之后欣然題詞‘馳騁海外,服務國防’。這表明聯想不僅得到政府認可, 而且還有與軍方結合的趨勢。當然還有國務院的袁木,他義正詞嚴地說:‘請同志們從更廣闊的領域考慮一下,從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命運考慮高新技術的重要性, 在兩種社會制度的競賽、比較、對立斗爭中占據優勢。’”

大約從 1997 年開始,中國人都看出來了聯想的兩大貢獻——第一,聯想挽救了國產微機的頹勢, 并反敗為勝。如果不是聯想放棄國外微機代理而走上自主品牌之路,中國的個人計算機市場真的要被外國品牌壟斷了;第二,聯想在自身發展的十幾年里,充分學習了西方公司的現代化治理方式,并結合中國國情,率先為中國科技公司探索出了一條經營與管理的方法論,所以馬云后來才說:

聯想為中國的科技行業培養出了第一批本土職業經理人。

那么,聯想是如何從“惹紅”體質轉變成“招黑”體質的呢?

倪光南院士的“契而不舍”

這也要從1997年說起。其實,也正是在1997年——聯想在香港上市三年之后,迎來了創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歷史問題審查”。

1997 年 7 月,中央調查組第三次進入聯想,還是針對柳傳志而來。10位調查人員來自中國科學院、中紀委、國家審計署和監察部。

自從倪光南離開聯想之后,關于聯想歷史問題的調查就沒間斷過,而這一次來頭更大。中國科學院的新任院長路甬祥在調查組預備會上所說,

“這次是根據朱镕基、羅干同志的批示,按監察部審計署的要求,科學院再組織一次調查,把事實徹底搞清,向中央寫個報告。”

據路甬祥說,

“由于有幾次人民來信反映,在運作香港聯想的股權以及某些投資行為中有違紀行為,希望調查 ”。

中央才要“徹底搞清”聯想的事情,其實,所有人都知道,“人民”就是倪光南院士。

在這次調查“徹底弄清”之后,聯想進入了新篇章。但在隨后的20年里,倪光南院士并未放棄四處奔走,訴說自己與聯想的恩怨以及“貿工技”的失敗。

(10年前,倪光南院士在烏有之鄉講述自己與聯想的恩怨情仇)

實際上,就在2018年的12月23日,在第十二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倪光南還發表了《科技人員與知識產權保護》的主題演講。在對比了聯想與華為的發展經歷,他說

“華為聯想這30年來猶如龜兔賽跑”。

顯然,他認為,華為是那只契而不舍、贏到最后的烏龜。一些媒體在對新年論壇做報道時,把他的演講題目則直接改為了《和聯想比,我覺得華為是很成功的,聯想缺什么?》

實際上,在離開聯想之后,充滿理想主義的倪光南院士,用自己的方式實踐著“技工貿”之夢。即使從他自己帶隊做方舟CPU、永中Office失敗算起,也十多年過去了,經歷過失敗、非議,倪老自己向科技部負荊請罪種種,但他還在堅持。

被雷軍稱為“中關村第一才女”的梁寧,近年來在科技圈很活躍。在2018年“中興斷芯”風波時,梁寧寫了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題目是《一段關于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的往事》,文中提及了自己在2000年到2002年的3年時間里,作為倪光南院士的助手,參與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戶機和Linux操作系統的工作,并目睹最后全線潰敗的過程。

作為倪光南院士“喜歡并信任的弟子”,梁寧動情地寫到:

“從此我們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尤其是倪光南院士…..這是10年后,我加入騰訊以后,才學會的一個詞——用戶體驗。這一仗如果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搞定了總理,沒有搞定用戶體驗。結果是潰敗如山。”

“世人眼中,他是一個唐吉柯德。被柳傳志逐出聯想,曾經推動的重大項目未能完成。為了這個夢想被一個又一個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還是寧可冒著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風險,還是繼續嘗試、繼續努力。不作為,無過錯的人們嘲笑他:‘不識時務’、‘老被人騙’、‘被人騙了還在繼續做’……

然后所有人,繼續直接間接地為‘無芯’買單。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妄境,誰的羞恥。”

倪光南院士是一位讓人非常欽佩的科學家。他放棄海外優厚條件回國報效,他多次向中央進言,他心中常駐科技強國之夢。

然而,實事求是地講,僅靠民營科技公司自己的努力,“造芯”夢恐怕難以實現。倪光南院士后來自己也對媒體說:

“芯片不能靠BAT,還要靠國家。”

說到這,其實是非已經很清楚,把“貿工技”的聯想拿來和不可復制的華為做對比,是不公允的。35歲的聯想背負了自己本不該背負的“科技英雄”重擔。

聯想另外一個容易招“黑”的原因,毋庸諱言是楊元慶。

 “元慶口才不佳”

楊元慶是柳傳志最信任的弟子,很多人都評價,柳楊二人的關系已經超過了師父與徒弟、董事長與CEO之間的關系。

2008年,金融危機肆虐,聯想遭遇了上市之后最嚴重的經營危機。此時,已經退居二線的柳傳志不得不重新出山,擔任聯想集團董事長。當時,柳傳志的姿態非常低,親自到京城各大媒體的辦公室去拜訪,解釋原由、疏通關系、尋求支持。

所有人都認為,柳傳志是一位特別會說話的長者。即使沒有與老柳當面侃侃而談,但只要看過柳傳志和于謙搭伙說的那段相聲,便知老柳精于溝通之道。

然而,楊元慶在這方面卻與柳傳志相反,老柳也說過

“元慶有很多優點,但口才不佳”。

這一點,想必采訪過楊元慶的記者都會會心一笑。

2014年4月21日,我的前東家極客公園,第一次嘗試在春夏之交舉辦科技峰會,地點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那也是埃隆·馬斯克第一次參加中國媒體的舉辦的活動。

當時的會議議程,是央視《對話》欄目主持人陳偉鴻,與先上場的楊元慶進行對話,之后再引出埃隆·馬斯克登場,三人再搞一場“三人轉“對話。

陳偉鴻當時給楊元慶提了一個問題,大意是:聯想每年的營銷費用和渠道費用驚人,但在新媒體時代,互聯網營銷會更精準,特斯拉和蘋果那樣的直銷是潮流。聯想的傳統廣告營銷是不是也要調整?

楊元慶回應道:

“聯想是央視最大的科技公司廣告客戶。聯想不打電視廣告了,你就失業了。”

聽罷,陳偉鴻被懟的小酸爽。

我當時也在現場,覺得楊元慶和媒體的溝通方式,真是亟待改進。

采訪過楊元慶的人都知道,他語速慢,口頭語較多。這就給很多媒體以發揮的空間。比如,這邊廂他說了半句“我們不是一家中國公司” 后有了停頓,媒體就急急忙忙抓眼球給發出去了,其實他緊接著就說了:“聯想是一家全球性公司”。

所有人都知道,楊元慶不可能犯這種與事實不相符的低級錯誤,但媒體需要流量,正好趕上他“大喘氣”,于是就有了很多這樣的“誤會”。當然,無冕之王的媒體是不會事后道歉的。

楊元慶的PR能力,遠不如柳傳志。這在眾聲喧嘩的時代,是要吃很多虧的。為什么阿里巴巴的王帥那么大歲數還不下火線?非不欲也,乃不能也。年輕一代無法勝任替馬云擋槍的這個職位。

不過,自從2018年的名譽危機以來,楊元慶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進步,不知是否是痛定思痛,請到了高人指點?5月末,聯想在香港舉辦業績發布會,楊元慶的表達并沒有出現什么錯漏。

遺憾的是,聯想集團的CFO被傳染了這毛病,在財報披露當日發言不當,而被媒體的好事君子們再次抓住了把柄,又大肆炒作了一番。這也只能怪聯想運氣太差吧。

04

該怎么看待聯想與華為

1988年4月18日,聯想在人民大會堂召開 “進軍海外誓師大會”。實際上,那個時候“聯想”這個名稱還沒有正式誕生,而那個時候的聯想,主要業務還是代理外國的微機在國內銷售。

在整個80年代,“修大腦的不如剃頭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社會的普遍思潮。在這種大環境之下,聯想絕對算得上是最有科技抱負的企業之一。

實際上,中科院計算機所出身的柳傳志和倪光南,都非常想造出自己品牌的電腦。但現在的人們很難想象,在30年前,聯想微機生產的阻力竟然是來自政府, 以及政府下屬的那些老牌計算機廠家。

因為這個行業是牌照為王,聯想必須獲得“生產許可證”,不經“許可”便屬違法生產。所以,柳傳志和倪光南才曲線救國開辟“香港戰場”,倪光南在香港的簡陋辦公室里面研發286電腦的主板。

功夫不負有心人,1990年,“聯想286微機”通過檢驗,終于獲得了生產5000臺的生產許可證。聯想上下如履薄冰,既想把聯想電腦打出知名度,又不想引起原來的代理品牌商的警惕。至于楊元慶帶領聯想電腦擊敗所有海外品牌,那已經是1997年以后的事情了。

(2004年12月8日,“聯想收購IBM PC”發布會現場。)

在聯想于香港上市的1994年,聯想的收入是華為的6倍不止。當時的任正非剛從“倒買倒賣”的賽道上切換到程控交換機不久,而聯想幾乎同時也上馬了交換機項目,并把機器賣到了中南海。

華為的科研實力是何時超過聯想的?

倪光南認為是1995年,即自己被驅逐出聯想的時刻,那也是聯想放棄程控交換機項目的時刻。

這個時間點不太好把握,畢竟華為的研發實力,也超過了國內所有的科技公司。

柳傳志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講道:“我和任正非性格不同”。在技術攻堅中“他敢往上走”,而自己不行。

其實,柳傳志的選擇代表了中國絕大多數科技公司創始人的選擇。比如,有“中國巴菲特”之稱的段永平,在1982年浙江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了北京電子管廠,后來覺得沒啥搞頭,就去人民大學讀了一個計量經濟學的碩士,最后南下廣東做起了“貿工技”的生意。

在更宏觀層面上說,其實也是如此——中國的大飛機與空中客車同步研制成功,但后來沒有上馬;汽車工業沒有學習日本與韓國,而是采用了“市場換技術”的路線——其實,“貿工技“是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

那么,華為為何會成功?

5月17日,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發出的一封“備胎一夜轉正”的內部信,讓全體中國人激動了起來。

“為了這個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數千海思兒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為悲壯的長征。”

這種文學化的表達,已經超過了《肖申克的救贖》的感染力,讓人們憶起了革命時代的激情。

其實,中國的商業大佬之中,當過兵的人有很多,柳傳志也當過兵。但華為的這種超越美國科技公司的奇跡,顯然與創始人是否有過從戎經歷無關。

親自下場帶領中國芯片行業探索多年,黨的高級干部胡啟立在《芯路歷程》一書中寫到:

“只要和江澤民總書記見面,他總要非常關心地問我909工程的建設情況,每次都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市場,并明確指出,沒有市場把握的事,一定不要干,這成為909工程建設貫徹始終的指導思想。”

任正非讓華為海思做的,不但是沒有市場把握的事情,而且是很可能永遠用不到的“備胎”。

正如聚焦于研究為華為的媒體——《藍血研究》給任正非貼的標簽一樣,他是“膽大包天的理想主義者”,如果讓我再給加一個標簽的話,就是“矢志不渝的獨裁者“。

正如任正非當面勸楊元慶所說的那樣,其實“技工貿”這條路太難走了。而華為之所以能夠幾近成功,除了華為的天時地利人和外,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華為不允許外部資本進入,任正非在華為有絕對的權威,華為的高管都是任正非“一路帶大的孩子”。

5月21日,任正非在華為總部罕見接受了國內媒體群訪。在正式采訪環節結束之后,有記者問起一個Off the Record的問題:華為會永遠不允許外部資本進入嗎?

任正非斬釘截鐵地說:

“除非我死了!否則不允許進入。資本是短視的!”

這就是華為,很偉大,偉大得不可復制。

拿華為這個“科技史上最悲壯的長征”做基準線,去評價聯想為代表的中國科技公司,顯然是不公平的。華為不應該是基準線,而是仰望目標。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除了華為之外,中國的其他品牌手機也已經賣到了全世界,說這些公司的科技含量低顯然是不公允的。

而在這些公司之中,聯想顯然是科技實力最強的公司民營企業之一。2003年,聯想研發出了大陸第一款智能手機,當時只有臺灣的多普達與之競爭。直至今日,聯想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in-House與ODM兩條腿走路的科技公司,是美國的戴爾、惠普所遠不能比的。

(5月,聯想發布球第一臺可折疊屏電腦原型機ThinkPad X1)

"聯想斷供華為服務器的謠言",讓人們了解到聯想還能制造服務器。其實,如果一定要拿一家海外科技公司來對比的話,聯想其實像西門子,強大的制造能力除了生產自有品牌科技產品外,還為小米等友商制造產品,to B業務的盈利能力很強,是“中國制造2025“的中流砥柱。而隨著投入3億美元的深圳智能制造基地的落地,聯想的制造能力還會進一步加強(這也是聯想反駁“轉移中國生產基地”謠言的最佳證據)。

在投資領域,聯想也是為中國人工智能方向創業助力最多的科技企業。比如,早在20年前,剛剛研究生畢業的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就是從聯想這里拿到了創業資金,并且聽從了朱立南的建議最終選擇在A股上市。

而在當下,聯想的投資版圖里,已經囊括了“全球AI芯片界首個獨角獸”寒武紀、曠世科技、蔚來汽車等最著名的中國人工智能創業公司。聯想創投也因此被稱為“AI捕手”。

顯然,國內能跟聯想比擬的科技公司,非常少。

近期,因為“基因論”而引起巨大爭議的吳軍,與正和島有一個對話,其中有這么幾句:

“華為是一個很特殊的成功公司。而對聯想,是媒體和老百姓太苛刻了,我要為聯想講幾句話......聯想是中國的第一個國際化企業,直到今天,中國的技術都很難做好高端芯片。即使華為完成了一種通用芯片,用的也是ARM的設計。聯想當年走的路,是讓中國最快趕上世界步伐的路。美國的很多大公司,包括中國的企業,都用聯想的機器。”

05

長宜放眼,攜手向前

許飛在《父親的散文詩》里唱到:

“一九八四年 莊稼還沒收割完

 女兒躺在我懷里 睡得那么甜

 今晚的露天電影 沒時間去看

 妻子提醒我 修修縫紉機的踏板

 明天我要去 鄰居家再借點錢

 孩子哭了一整天哪 鬧著要吃餅干

 藍色的滌卡上衣 痛往心里鉆

 蹲在池塘邊上 給了自己兩拳

 這是我父親 日記里的文字

 這是他的青春 留下留下來的散文詩。”

歌詞寫的真切感人,反映了當時農業人口占90%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畫面。

然而,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必須要有一批人先站出來,在世界的科技商業戰場上去拼殺搶食。35歲的聯想,海爾,四通…..就是先站出來的這批人,它們不因該因為華為的成功而被批判,這樣做實際上是危害中國的科技創新。而在這個批次之中,聯想無疑是其中最優秀的一個。

那些熱衷于敲鍵盤愛國的小粉紅們,如果一定要把還在進行“科技史上最為悲壯長征”的華為定位成“一流科技公司”的話,聯想、小米、OV、浪潮、BAT、TMD當然是“二流科技公司”。

然而,所謂第二流者,是原來志在一流,天時、地利、人和,均不合,成了二流。如果甘于二流三流,已經居下流了。我說的是自媒體,以及那些知乎上真真假假的小粉紅們。

聯想的創始人柳傳志,其實是價值觀很保守的人。他至今不寫回憶錄,而身后的60后,70后們,都早迫不及待給自己蓋棺定論好幾本了。

“在中國打仗,我們打的什么優勢?打的實際上就是地域上的優 勢。我們成本低, 我們有政府支持, 我們有民眾支持等等。你到外國去還有嗎? ”

這是他對聯想商業本質的思考話。

而對于媒體碎片化之后的社會環境,老柳也有自己的看法:

“再碎片化,不能大家全說瞎話。你看咱這個電視里頭現在演的,包括了生活中的問題,男的女的張嘴就說瞎話,還認為這是很機敏。這難道是好事嗎?”

2013年9月,老柳收到了任正非的邀請函,趕赴任正非父親任教過的貴州都勻中學,陪同齡的老任一同出席校訓研討會。

之后不久,老柳寫出了一篇有感而發的文章:

“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就在不久以前還很苦,很凄慘,很窩囊。你要想今后過得富有光鮮亮麗,你就要知道過去為什么窮,為什么苦,為什么受人欺負。你就要懂得歷史,你就要從中學到教訓,我們已經是為數不多的見過那段歷史的尾巴的人了,盡量還原真實的歷史是我們的責任。不管你是哪國國籍,但你和你的子孫血管中流的是中國人的血,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我談不上是高尚的人,更談不上是純粹的人。但我努力在做一個知恩圖報的人,做一個懂廉恥、要自強的人。我希望幾十年以后,今天年青、年少的人們能憑追求、憑團結、憑實力讓中國富強,讓自己過上光鮮亮麗富有的生活。”

今年是建國70周年,不管是華為還是聯想,抑或是其他那些在海外攻城略地的科技公司,成長到今天都很不容易,這是民族之幸。

在這種歷史厚重感面前,“技工貿”還是“貿工技”,又算什么呢?

3月31日,榮耀20手機發布會上,在硬件與拍照效果對比環節,趙明的PPT上只有蘋果與三星,沒有了之前的一號對頭小米。從那之后,小米開發布會,也不再對比華為。

原因他們并沒有說,我想,無外乎是:敏感時期,中國企業不打中國企業。

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陰謀詭計。合則榮,分則辱。共祝愿,祖國好。

- 作者|葛鑫

- 公眾號|摩羯商業評論(ID:Biz-News-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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